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里，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正在进行，国民党、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皆派代表参加。周恩来率领中共委员入场后，环视一周，看到主席台上一位年轻女子，暗中使了个眼色，发出会心一笑，台上的人心领神会。
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政协委员为了准备白天和共产党政协委员在会议上“舌战”，每晚都要举行“党团会”。这是一种秘密的小型会议，参加的都是国民党要员，谈的都是第二天将要讨论的话题。孙科等人根据蒋介石定下的几条框框，策划如何对付共产党，怎么攻，怎么守，谁唱红脸，谁唱白脸，最后谁提出折中方案，讨论得面面俱到，每个人都成竹在胸。
可到了第二天的会上，往往国民党委员刚说完他们预先安排的“台词”，就被周恩来等中共委员列举大量事实，予以回击。国民党原先准备好的一套发言程序，完全被周恩来等人打乱了，没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晚上，他们总结教训，互相埋怨，乃至攻讦，接着又商量新的预案，次日再度破绽百出，如此反复。
孙科等人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在“党团会”上商量好的预案，当天晚上就已经变成文字，放在了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案头了。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们每次开会时，总是有一个女子坐在一角，一字一句记录他们的谈话内容。这个女子便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同时也是共产党的谍报人员，也是让周恩来走进会场时会心一笑的沈安娜。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和党中央，总是能及时而又准确地掌握和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各种企图。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就更是了如指掌。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
1948年4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一张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主持召开会议的照片。照片上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中央，主席台后排右侧，与蒋介石仅两人之隔的一张小条桌上，一男一女两位速记员，正埋头将蒋介石的话变成一个个速记符号。靠蒋介石近些的那位年轻女速记员，就是抗战期间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被我们今天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沈安娜。
从1934年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到1949年在上海迎接解放，从19岁到34岁，沈安娜在敌营潜伏了长达15年。一个年轻的女子，在长期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潜伏在最核心的地方，甚至经常出现在离蒋介石近在咫尺的地方，沈安娜是凭借着什么能安然脱身的呢？
除了机智勇敢外，她还会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给自己涂上“保护色”。
认科长太太做“干娘”
起初，沈安娜住在浙江省政府的集体宿舍中，经验不足的在写情报时，险些被室友识破。那一次风波后，沈安娜待人处事更加谨慎小心，同时更加留心观察周围的各色人等。在这个过程中，沈安娜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议事科科长薛元燕是个为人正派、待人厚道、有学问的好人。
沈安娜观察了一段，认定这位科长可以信赖，就主动接近他，遇事虚心向他请教，很快就得到了科长的赏识。在一次去科长家串门时，看到科长家有两个小男孩，很聪明，但又很淘气。科长太太对她叹气道：“没有办法，要是女孩就好了。”沈安娜顺势接过话茬对科长太太说：“既然薛太太喜欢女孩，我给你做干女儿，好不好？”
就这样，沈安娜就认了科长太太做“干娘”，并以“机关集体宿舍环境嘈杂，常有男职员来骚扰”为由，租住在科长家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子。有了单独居住的房间，又有一个老实正派的顶头上司做掩护，沈安娜的情报工作便少了许多干扰。
沈安娜年轻时的照片
取得蒋介石亲信朱家骅的信任
朱家骅与蒋介石是浙江同乡，1927年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1938年12月取代桂系黄绍竑，成为浙江省主席。朱家骅上台后，原黄绍竑的人马也都树倒猢狲散，但薛科长是省政府的老人，为人本分，工作熟门熟路，因此仍得以留任。而沈安娜经薛科长推荐，也被继续留任。
沈安娜按照党的要求，从一开始就自爱自重，从不参加任何派系，也不与别人议论机关里的任何人和事，给人以老实正派本分职员的印象。而沈安娜的业务能力逐步提高，一般人的语速，完全能一句不落地记下，字也写得端正，因此很快取得了朱家骅的信任和重用，凡是他主持的重要会议，都要叫沈安娜去做速记。
抗战期间，朱家骅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沈安娜受周恩来跟董必武的指派，利用跟朱家骅的关系，成功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中央党部秘书处担任速记员，必须要求是国民党党员，而沈安娜当时并不是，朱家骅当即表示，让秘书给沈安娜办“特别入党”。
所谓“特别入党”，就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加入国民党，手续简单，批准时间快，党证上有个“特”字。持这种党证的党员，在国民党内部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
有了朱家骅这层关系，不仅方便了沈安娜获取情报，也给她的行动增添了一层保护。1942年，沈安娜的联络人徐仲航被捕，特务搜到一封跟沈安娜的通信。当两个特务找到沈安娜，想要调查她跟共产党的关系时，她口气强硬地说：“你们有什么事，去向朱秘书长报告好了！”
朱家骅
“朱秘书长”就是朱家骅。其实朱家骅1939年12月已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局长，沈安娜仍称呼其为“秘书长”，为的是彰显“老部下”的象征。朱家骅是沈安娜“特别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又是他批准沈安娜进中央党部做机要速记员。而且朱家骅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后，仍常指定沈安娜做他讲话的速记，还要沈安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的速记。因此，大家都知道沈安娜是朱家骅的得力部下。小特务自然不敢去找朱家骅，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给宋美龄当速记员
徐仲航被捕后，沈安娜暂时中断了跟党组织的联系，她通过中央党部秘书处的熟人介绍，认识了“妇指会”的总干事张蔼真，得以进入宋美龄主持的“妇指会”工作。沈安娜和“妇指会”的职员每天早晨上班，都要到楼上办公室负责人陆慧年那里签到。而这个陆慧年，也是中共秘密党员。宋美龄的办公室就在旁边。
宋美龄喜欢穿旗袍出席各种活动，沈安娜每次给宋美龄做速记的时候，也会找一件好一点的旗袍穿上。宋美龄作报告时，用略带上海口音的国语，而沈安娜是江苏人，读中学时就到了上海，对这种口音最熟悉不过了。沈安娜的字写得很漂亮，这一点让宋美龄印象非常深刻。
宋美龄
此外，宋美龄有时候也喜欢用英语作报告，沈安娜就完全听不懂了。不过她也有办法，她跟顶头上司陈纪彝关系很好，而宋美龄所有的中英文讲稿，都是陈纪彝代写的。因此，沈安娜只需要在报告结束后，找陈纪彝那一份中文稿，抄一遍就可以送上去了。不明就里的人悄悄地说：“沈小姐真能干，中英文速记都行！”
后来有人羡慕地说：“沈小姐是委员长的速记，又是蒋夫人的速记；既是朱家骅的老部下，又是宋美龄的新部下。”沈安娜暗自高兴，她的丈夫兼战友华明之说：“这样一来，又可以给我们增加一层保护色，就更隐蔽，更安全了，让他们随便去说吧！”
国民党元老一起推荐她选立法委员
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沈安娜和那些国民党元老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她找个机会，请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于右任写了一幅字，装裱好挂在屋里。有人来访，看到于右任写的条幅，都十分羡慕，因为能求到于右任的墨宝，那是有很大面子的。
此外，沈安娜还请在重庆做了八年邻居的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写了一幅字，挂在家里。吴稚辉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名人，有他的字挂在家里，保护色彩就更浓了一些。
1947年12月初，国民党准备“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会选举。在此次选举前的一次中常会开会休息时，元老们一起闲聊，沈安娜从旁经过，于右任突然对她说：“沈小姐，我们亲眼看着你辛辛苦苦在党部这么多年了，绩能俱佳，想推荐你微立法委员候选人。”接着，坐在旁边的吴稚辉、张继、居正也附和道：“是，是，我们一起推荐你！”
立法委员在国民党政府里是个名利双收的好职位，许多人为此大走门路。但沈安娜一心只想为组织获取情报，出风头的事各奔不愿意干，也从来没把钱看得太重。尽管当立法委员有机会接触更多高官，但始终没有当速记员拿情报那么方便。因此，沈安娜毫不犹豫就婉拒了元老们的推荐。于右任感叹道：“沈小姐为人谦虚，勤于职守，难得难得！”
在敌营15年，沈安娜不仅将自己保护得很好，也提供了大量国民党的核心情报。
打响第一炮
刚刚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时，沈安娜便在一次黄绍竑主持的常委会上，得到了保安处长宣铁吾做的秘密“清剿”军事报告。宣铁吾是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秘书长。当时，中央主力红军已经开始长征，仍有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又是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来源之一。因此，在闽浙赣边区、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是蒋介石的一大心病。
蒋介石信不过桂系的黄绍竑，因此派宣铁吾负责“清剿”闽浙赣边区、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织上根据当时的斗争需要和沈安娜的工作条件，特别布置她重点搜集国民党的“清剿”军事情报。
不久，沈安娜接到了组织上的暗语密信，希望她“回上海一趟”。她偷偷地把省政府的一些会议文件、记录夹杂在衣物中装进小提箱，带回了上海。上线王学文看了情报后说：“安娜一炮打响!”“这是我第一次为党组织提供情报，我也不知道什么情报是重要的。我特别留意保安处长宣铁吾的秘密军事报告，因为宣铁吾主要负责‘清剿’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沈安娜将宣铁吾的报告、国民党的计划以及武器装备、公路碉堡的附件、图表等重要情报，用特殊药水写在信纸背面，然后正面写一般的家信。这种药水非常原始，有时还没等用药水显影，字就显露出来了。王学文派华明之到杭州取情报。
获悉蒋介石“反共”阴谋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沈安娜就常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以及国民政府委员会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她也是蒋介石主持会议担任速记的不二人选。只要国民党政要召集重要会议，她就有可能在主席台的一侧就座，埋头记下会上的全部发言，然后将速记底稿译成汉字，由华明之负责摘要、整编、密写，送交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来领导他们的吴克坚、卢竞如、徐仲航手中，再上报延安，供中央参考。毛主席很重视沈安娜报送的情报。
1938年10月，沈安娜得知国民党开始筹备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并提前看到发来的会议通知、议程、人事安排以及报告、决议的草稿，感到事关重大。沈安娜在华明之的掩护下，趁着夜色进了八路军办事处，向董必武汇报。董必武听完神色严肃：“情况很重要，继续了解内幕，及时报告。”博古也说：“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和保密啊！”
1938年12月，蒋介石从外地到了陪都重庆，立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沈安娜被指定任此次中常会的速记。此后，她进一步获悉了即将提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的两个文件，即《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都是由国民党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主持起草的）。后来，中共中央把沈安娜提供的材料编入《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并予以公布，明确指出：国民党下达的这两个文件，是造成国共摩擦的根源。此举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蒋介石非常恼火，吴铁城追查泄密
1946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先后召开了多次小范围会议，策划全面挑动内战的新阴谋，妄图借国共谈利来争取时间，依靠美军的运输力量，迅速调动大量兵力，去东北与我军争夺。沈安娜获取率这些情报，直报周恩来。
中共中央马上根据沈安娜等人送来的情报，针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作出相应的对策，同时在媒体报刊上公开揭露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并严正指出：破坏东北停战协议，破坏政协决议，责任在国民党当局。
对此，蒋介石非常恼火。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异常惊慌：中央小范围回忆的机密内容，怎么会泄露出去呢？他当即令机要处追查泄密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沈安娜的上司处长张寿贤将严查的消息提前告诉给了她，她就开始暗暗思考对策，设法保护自己不被暴露。
获取国民党高层绝密军事情报
1947年3月中旬，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陈诚在会议上作了军事报告，讲到了“国民党整军扩军，以及和解放军交战的形势”等内容。蒋介石在会上狂妄地说：“要作战到底！”
鉴于内部机密被泄露的教训，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的时候，蒋介石总是突然命令：“这段不许记录，把笔搁起来。”
这个时候，沈安娜也只好和其他速记员一样，放下手中的笔。但她知道，蒋介石越是不让记的话，恰恰也是党组织最需要了解的事情，她就细心地在心里面记下来，到休息的时间去厕所，偷偷速记在草纸上。
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保密也作出了新规定，不准工作人员带文件和笔记本回家，但沈安娜总是能够想办法把速记材料带回一份。
1947年五六月间，蒋介石多次在中央训练团作报告，沈安娜随从速记。蒋介石大骂指挥官无能，又哀叹战事失利。当时，整编74师被全歼，让国民党高层大为震惊。谈到张灵甫“阵亡”时，蒋介石眼圈泛红，表情十分哀伤，几乎流出泪来。
沈安娜敏锐地注意到，自1947年春天以来，蒋介石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步暴露出他内心十分急躁、焦虑。她认为这些情况对中央领导会有参考价值，于是将蒋介石在中训团的报告及对战事渐失信心，情绪沮丧，甚至拭泪等内容写成情报，上报中央。事实上，有关蒋介石对战争心境的动态情报，中央十分关注。
1949年初，吴克坚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要沈安娜和华明之在适当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2月，华明之随资源委员会先期撤到上海，沈安娜则一直坚持到4月南京解放前夕，她才以回去看看孩子为由撤回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和华明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1979年，当时在上海市委调查部工作的沈安娜到北京出差，与老战友一起在中南海西花厅看望了邓颖超大姐。谈话中回忆起当年在国民党主持的旧政协时的情景，邓大姐说：“当时自己人又见面了，可不能说话，真有点别扭。”
沈安娜说：“我听大姐义正严词地批驳敌人，高兴得要笑出声来，赶紧用手捂住嘴。”
在当时的政协会议上，邓颖超大姐同样作为委员，跟在周恩来身后，看到主席台上的沈安娜，同样只能用眼神传情。
沈安娜与邓颖超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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